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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成文宪法的国家，通常都有统一的宪法文本来表现宪法的内容。

由于尚需涉及宪法性法律的普遍原则，所以它还要阐述《人权宣言》中提出的基本权利，这些权利至今仍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原则，对立法机构具有约束力。因此，宪法性法律通过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具体化、程序化，起到了保障宪法实施的作用，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：首先，宪法性法律有助于确立宪法的地位，进而规范整个国家法律体系。

可以说，离开了‘宪法程序，宪法价值就无法予以实体化。宪法确定了国家的主要机构及其相互关系，但这只是原则性的简洁描述，还需要具体的法律对其进行详细加工，如宪法构建了国家的立法机关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的基本框架及其相互关系等，但每一个国家机关的组建都还需要具体规划，这些任务由选举法和各种国家组织法来完成。③ 笔者认为，首都问题不必制定一部首都法，但国歌是否需要专门立法则有待探讨。在政治领域，权力的运作往往只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，相应的宪法性法律没有跟上，因此，具体的操作程序基本上还停留在依政策办事、依习惯办事的水平上，而政策的灵活多变、习惯的诸多封建色彩以及它们缺乏民主基础的保障，都与现代法制有相当的距离而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。而宪法性法律和其它法律在形式上都是以成文法来表现的，但调整的对象和内容有所不同。

宪法性法律与宪法性习惯、宪法性判例所调整的对象和内容是相同的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，前者是以法律文本的形式、后者是以习惯和判例的形式表达的。国家权力为了保障私权利而组建，但它必须借助公权利的形式才能实现，保护私权利是设计国家权力机器的目的，公权利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。三、中国宪法描绘的人：从清朝末年到当下中国的成文宪法移植于西方。

当然，公民并不是独立于人民与反动分子之外的第三种人，而是人民与反动分子转化之后形成的。按照1954年《宪法》的规定，敌是反动分子，我是人民。在无产阶级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，还有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。在1982年《宪法》的正文中，首先亮相的形象也是人民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(第2条)。

按照这些协定，由国共双方及其他党派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有望建立，议会政治、党军分立也有望变成现实。因此，人的主要形象就是阶级人，人的本质属性就是阶级性。

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为第二个阶段。至于沿袭已久的敌人形象，虽然在序言中隐隐约约地露过一次面，但已经虚化，有点像韩愈在《初春小雨》一诗中所写的：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《自由大宪章》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任何伯爵、男爵或武士身故时的财产继承问题：其继承人已达成年且欠有采地继承税者，应以缴纳旧有之采地继承税而享有其遗产。其二，正是因为拥有同样的国籍，所以公民与公民之间就有了平等性。

(二)民国宪法中的人在时间上，民国宪法史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。(5)边区人民不分民族，一律平等。这就表明，在《自由大宪章》中，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身份上的不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。具体地说，按照井冈山时代的宪法规定，敌是剥削者与反革命分子，我是劳苦民众。

(3)无法改造的一般反动分子，即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，则予以严厉的制裁。人民之老弱残废，无力生活以及受非常灾害者，国家应予以适当之扶助与救济。

对于人民而言，只要他一转身，就自动具有公民的形象。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、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、大力发展经济、救济灾荒、抚养老弱贫困等。

主流的正面形象———无产阶级、人民、工农兵———是宪法制定者的自我定义，另一群模糊而灰暗的人作为主流形象的陪衬而存在。按照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的规定，敌是反动分子，我是强大而有力的人民。(6)妇女除有与男子平等权利外，其特殊利益亦应得到照顾。据此规定，该宪法文件塑造出来的人就是抗日人民。这些权利就是自由、财产、安全和反抗压迫……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。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，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，予以特别之保护。

这部宪法中的人，始终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那就是人民。因而，这份宪法文件的内容也分为两个部分：君上大权和臣民的权利义务。

《自由大宪章》既是英国走向宪政的主要标志，也可以作为人类立宪史的源头。就沿袭的一面来看，1978年《宪法》依然规定了阶级的人。

1946年制定的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》塑造了一个没有修饰词的人民形象，并为人民授予了一系列权利：(1)人民为行使政治上各项自由权利，应受到政府的引导与物质帮助。这种弱者形象的出现，一方面表明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所描绘的强大而有力的形象趋于淡化。

除此之外，《自由大宪章》第20条、第21条、第22条还分别规定了自由民犯罪、伯爵与男爵犯罪、牧师犯罪的不同法律后果。这些规定，在1914年及1923年的宪法文件中几乎被全部复制下来了。也根源于政权性质的转变：从革命政权到建设政权、发展政权。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对此揭示道：在‘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‘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‘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，幷且在某种程度上，到现在仍然带有这种色彩。

剥削者与反革命分子没有政治权利与自由，代表了某种丑恶的、阴暗的、消极的人的形象。在后者中，我们看不到主教、伯爵、男爵、武士等不同身份之间的差异，对于人身的保护也不因血缘或身份的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。

任何人皆有得借职工团体之行动维护其利益，并得加入其所选择之职工团体。这种形象既是社会团结的文化基础，也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前提。

这样的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推行福利政策的产物。有言论、著作、刊行及集会、结社、书信、迁徙、秘密、信教之自由。

80年后，按照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规章，犯人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而详尽地规定下来，法律惩罚犯人的方式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：以严密的作息时间表来规训犯人。民国前期宪法在人的形象方面与清朝末年的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：皇帝已经不复存在，因此君上的形象消失了，臣民一词也取消了。与之相类似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之第15条规定：人民之生存权、工作权及财产权，应予保障。所谓抗日人民，既包括地主、资本家，也包括农民、工人。

这些新规定为现代宪法中的人增添了新的角色。(一)清朝末年宪法中的人清朝政府1908年颁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：君上与臣民。

(二)近代西方宪法中的人：普遍的、平等的、自由的人近代西方宪法主要是指17-18世纪制定出来的宪法文件，这些宪法文件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。在1787年《美国宪法》的正文中，人民还转化成为平等的选举人以及平等的合众国国民。

(1)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。根据这些规定，劳工、妇女、儿童、老弱残废者、受害者都属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。